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 卢迈：50岁开始做秘书长

善达网策划的《公益十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专题报道，计划采访业内知名基金会秘书长，请他们聊聊对中国公益这十年的思考。本期采访嘉宾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

人物简介：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农研中心联络室副主任,农研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等职，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至2003年,任国际劳工局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成员。

采访时间：2018年4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皇城国际中心A座15层）

全文约9000字，阅读预计10分钟，建议先收藏再阅读。

“从高校任教到师从杜润生”

马广志:看资料，您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

卢迈：对。我上大学时已经30岁了，1981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做到系副主任。1968年响应号召去了去了黑龙江兵团，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现实。“文革”10年，有6年在乡下，4年在工厂，也等于是在学习，体验中国基层社会的情况，了解所面临的问题。

马广志:当时也没有报怨时运不济。

卢迈：没有，我在北京四中受的教育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当时也没想，以后一定要做什么大事。

马广志：上大学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轨迹。

卢迈：是的。上大学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1982年，得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建立了流通与市场研究组。当时产品都不能自由流通，价格也都不是商家确定的。不像现在大家去超市购物，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或高或低。

研究组成立后，得到了由杜润生主任领导的中央农研室的支持和资助。杜老当时交给我们任务、教给我们方法，鼓励我们参加中央农研室组织的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调研和讨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学习了解农村的改革和进展。

马广志：后来，你就调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

卢迈：1986年调过去的，当时所长是王岐山同志。1987年我协助王岐山同志组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我们做了很多试验，比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生不增、死不减”、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等，当时很多政策讨论都很胶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立，但杜老领导下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工作氛围，促成了很多政策从调查研究、试验评估到最终成型。

马广志：这种经历对你现在从事基金会工作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卢迈：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国的改革决策采取了较富弹性的“政策”形式，不同于法令，有相当大的可纠错性和含混性。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这在农村改革中极为突出。并且，改革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上下互动的决策过程。

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要帮助政府形成政策，这个政策可以影响到千万人。4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发展组的邓英淘同志（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就说，当对未来的情况不是那么清楚时，要有一个方向，有个坐标，然后不断地探索试错，然后能到达彼岸。

马广志：历史证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俄国采取的“休克疗法”，我们是走对了路。

卢迈：“休克疗法”证明是错的。市场经济有多种形式，过渡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所以，中国用试错的办法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还有双轨制、有承包制，都是中国特色。既然有这样一个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程，它对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需求就更强，各个地方都有试点，各地情况不一，制定政策时，都需要了解。

每年1号文件发布后，杜老就会派大家去全国各地了解实施情况，研究下一步遇到的问题，为明年的1号文件做准备。当时，我还陪王岐山同志去过温州调研。

马广志：您对王岐山同志印象是怎样的？

卢迈：他精力充沛，记忆力极好，理解能力极强，对杜老的一些观点，对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都能迅速吸收，然后把它互相传递好。

马广志：当时您已经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

卢迈：是的。1986到1989年四年间，我先后在发展农研中心研究所、联络室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有个小插曲是，我调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中心”）时，北京经济学院不想放人，就提了一个要求，说学校是市属单位，要走需要拿中组部的调令。我一个系副主任怎么能拿的到？后来是王岐山同志拿到了调令给了市委组织部。我才抽身而出。

马广志：不久您又去了美国读书。

卢迈：是这样的。当是中央农研室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它们已经实现现代化了。然后领导同意我去国外学习，王小强、周其仁、蔡昉、陈东琪等，都是前后去的，这个项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我先是在美国学了一年的英语，然后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读公共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工作了两年。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我后来在基金会的工作非常有帮助。

马广志：到基金会工作，您是主动选择还是领导安排？

卢迈：我是1995年回国的。其实当时留在美国很容易，但做事只能是在国内。当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是陈锡文，他欢迎我们回来，让我先做研究员。

这期间呢，我就给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帮忙，同时也帮章含之任会长的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做点事。这样就对非营利组织大概有了个了解。后来中心主任王梦奎觉得我既然可以做那些事，那也可以做基金会，我就到了基金会工作，当时我就50岁了。从副秘书长到秘书长，现在已经20年了。

马广志：成立之初的基金会是什么情况？

卢迈：基金会是1997年正式成立的，主要是李克穆同志（后来任中财办的副主任和保监会的副主席）和谢伏瞻同志促成的。谢伏瞻时任中心办公厅主任，李克穆任秘书长。当时基金会连我在内一共只有三个人，300万本金，在农研室里有两间办公室，条件也说不上艰苦。如果不想办事，维持（现状）是没问题的。

既然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就开始围绕着基金会宗旨做事，就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马广志：刚开始，有没有想过到后半生可能就要一直在基金会工作了？

卢迈：到基金会时，我已经50岁了。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也没想自己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组织上跟我谈话，也没有指标方面的要求。

马广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个品牌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当初是怎么起步的？

卢迈：这是中心领导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说中心要举办一个国际论坛，但这个论坛不能太官方，要平等对话，像达沃斯那样。后来是深发展资助了我们100万元。当时的陈清泰主任和深发展的老总一起吃饭，两人都觉得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对外沟通的平台，一拍即合。2000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至今已办了19届，越办越红火，搭建起了国内外企业界、学者和中国政府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自一开始，论坛确立了分管副总理出席讲话，总理会后接见主要外方代表的模式。第一届论坛，朱镕基总理会见了外方代表，就确立了论坛的高规格和对话的高质量。后来这种需要越来越强烈。开始可能是中方需要外方多一点，现在越来越变成是外方更希望了解中国。现在论坛请人不难，很多人愿意到中国来。

马广志：随着论坛的规模越来越大，经费来自哪里？

卢迈：都是捐款，这也很令我们自豪。中国有很多论坛，都要花国家的钱，我们只是财政部象征性地给了50万元。从明年起，这个钱我们也不要了，国家财政还是要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除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们从2002年起，还连续承办了十三期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这个班是由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举办的。当时国家加入WTO后，中国需要更多的了解外国，后来和国外的联络多了，学成归国的人也很多，项目就停了。

马广志：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也是基金会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项目，还获得了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政策分析与影响奖”。

卢迈：2005年，我们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项目。此前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都是由UNDP专家团队执笔的，这次由基金会组织国内的顶尖学者开展研究。这个报告直接关注了我国发展中极为迫切的不平等问题，后来在国际上被广为引用和讨论。2007年获得联合国开发署的“杰出政府分析和影响奖”。

这份报告的成功对基金会影响很大，我们决定撰写建立自己的独立研究品牌，即《中国发展报告》。而且，研究的主题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绕了一圈，等于是我们又回到原来在农研室探讨的那些问题。

早在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久，杜老就召集我们商量，说贫困问题怎么办？当时一些老干部回到自己家乡很惊讶，都是革命根据地，过去穷，闹革命，现在解放了，改革开放了，还是很贫困。老干部们睡不着觉，晚上就给杜老打电话，也不让他睡觉。

马广志：当时是杜老负责农业嘛。

卢迈：1986年，国家就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但是深度贫困，不光是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2007年我们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我们研究了各个领域，包括教育、卫生、财产等等，看看哪些措施是帮助贫困最有效的。最后我们决定从儿童做起，2007年起，我们开始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马广志：为什么要定位在儿童营养上？

卢迈：当时由于城市化和计划生育，农村儿童数量减少，居住分散。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很多孩子一天只吃两顿饭，上操都能晕倒。后来政府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又激化了这个矛盾。有学校能住宿，但没饭吃，让孩子自己带馒头，很不像话。

我们用筛查量表做过测试，在可疑率和异常率上，有些贫困地区超过50%。而在上海，相应对照数据不到10%。。儿童处在这样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是大受影响的。如果不进行干预，他们长大后又会陷入贫困。而儿童贫困将导致其未来人力资本巨大损失，形成贫困代际传递。而中国在儿童发展方面，从理念到实践，都跟国外有很大差距。

而且，当时我也注意到国际上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比如，“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提出：从怀孕到2岁期间的母婴营养，会影响人一生的健康。认识到这一时期营养不良给儿童带来的近期和远期危害，是不可逆转和不可弥补的。我们就决定从此入手。

后来，基金会就在广西和河北选了两个县，借鉴国际的经验，进行建食堂提供热饭菜的试点，2000个孩子参与了试验。两年的试验后，和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儿童的身高、体重、贫血率和学习成绩都发生了显著的改进。报告上送到国务院后，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做了批示，当年国家就拨了60亿元，基金会的供餐标准也被采纳。

“市场经济下的公益要过好多关”

马广志：这个校餐项目的“社会试验”成功后，基金会又将项目扩展到更多儿童发展的领域。

卢迈：是的。一个是与疾控中心合作的营养包项目，对贫困地区婴幼儿进行营养补充干预，现在也成为国家政策，150多万人从中收益。“营养包”计划是当时中国疾控中心陈春明院长团队研究出来的。

基金会还在贫困农村开展了“山村幼儿园”项目，4到6岁的孩子，怎么能让他们去乡镇呢。我们尽量遵循操作简便、成本合理、服务可及和质量保障这四方面原则开展工作，效果显著。这个项目从青海乐都起步，现在已经扩大到10个省，办了1000多所幼儿园，每年30000多儿童从中收益。

后来，受教育部委托，基金会对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的落实情况与效果进行评估，我们发现其中有问题，就开展了针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干预项目。

这些项目试点的开展，对我们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了实践基础，有了支撑。我们向中央建议制定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习近平主席对报告做了长长的批示。刘延东副总理也曾两次在我们的报告上做批示，指示基金会要继续做，要做得更好。

马广志：有了领导人的批示，项目的推进成果肯定比原来好的多。

卢迈：领导人的批示主要是给中央各部委，比如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终于在2014年正式出台，“阳光校餐”项目成为全国性的项目，每个孩子每天3元钱也增加到了4元。

但有些（项目）也不尽如人意，比如我们推动“一村一园”学前教育入村的模式，现在全国有59万个行政村，其中只有19万个有幼儿园，将近2/3的村子没有（幼儿园），一种是村子靠近城镇，不需要有，但更多的是根本没有规划，这些村子的孩子数量都不多，而不超过100个孩子，民办没动力。

我不赞成现在很多地方只在城镇建中心幼儿园，然后通过校车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的做法。我们应该把服务延伸到村里，把服务送到村里。我们的学前教育，不能让孩子来就着服务，而应该让服务来就着这些3-5岁的孩子。送教入村是解决贫困儿童学前教育的有效办法。

所以说，并不是我们有数据了，领导人有批示了，问题就能解决，实际上很不容易。

马广志：我刚才看到，受益学校通过网络上报用餐照片等信息“晒”校餐，公众可随时在网上看到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感觉很直观也很震憾。但也没想到，还有25%多的学校学生中午吃不上热饭。

卢迈：这些学校不做食堂供餐，一种情况因为食堂供餐运行成本高，学校只能买面包和牛奶给孩子吃。至少孩子不挨饿了，还增加了钙的吸收。缺点是4元钱的补贴，有1元多被包装物占去了。而且面包加牛奶的热量是300大卡，而食堂饭菜能做到800多大卡。差别很大。

还有一些学校虽然有食堂，但是承包出去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下去调研，就发现有个别县出现克扣现象，很不像话。

马广志：这部分资金是稳定的，多少都会有利润。

卢迈：是的。所以说市场经济很复杂，要想在市场经济下提倡公益，政策要让最底层的民众受益，需要过好多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政府官员要对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有最起码的同情心。同时，还要抵御一些商业企业或个人的觊觎。

马广志：但通过你们的努力，那些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生长迟缓的状况还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卢迈：是的。基金会通过对62个实施计划县的192万名学生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至2016年，每年7岁新入学学生的身高无明显差别，而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的8-12岁学生，平均身高均有增长，其中11岁男、女生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5.7厘米、5.6厘米。

如果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将来在西部地区不会再看到多少矮于1.60米的18岁的男生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指标。营养改善了，身体就更强壮了，在学习等各方面的能力都能有所增强，劳动就会有更好的产出。这一点点的支出，经济和社会的回报是很大的。

“不能有任何事情让基金会受到玷污”

马广志：从业20年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成就很大，您也获得了包括政府、公益界及社会的尊崇。从个人角度来讲，您觉得自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卢迈：没有想过成功不成功，就是做点事。很多基金会做得都挺好，比如青基会的“百年职校”项目，扶贫基金会的几个项目，都挺让我佩服的。一些民间公益也做得很好，比如刘新宇的“上学路上”。都是要把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出来。

马广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优势是？

卢迈：基金会的长项是做研究，优势是背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在与其他部委对接时，就有了一个接口。当然也不利的一面，要同时接受民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管理和审计。

马广志：您对秘书长这个职位的感受是什么？

卢迈：我现在应该算是最年长的基金会秘书长了。如果是在政府体系里，肯定早就退了，因为有年龄限制。但是中心党组特别下文让我接着做，也是对我的信任。

做秘书长是很辛苦的事儿，因为要管很多具体的事，内部和外部的，都要统筹起来。一个合格的基金会秘书长，首先要有热情，没有激情做不了公益。第二，要有创新意识，还要多学习。第三，就是要有奉献精神。要带头把工作搞好，早来晚走，大家才会跟着你走。集体行动的前提就是有人愿意付出，组织才有凝聚力。如果为了名利，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岗位是做不了的，也长久不了。

马广志：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秘书长岗位，作为基金会的老一代秘书长，如果给他们一些忠告和建议的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卢迈：没有，没有忠告建议。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长处，我们这儿也有副秘书长，他们也有很多长处，但是做秘书长都要有激情。

马广志：这个行业，情怀和奉献很重要，它不像在政府体系里有上升空间。

卢迈：是的。比如说在中心，目标可以是副主任，副部级，很多都是从研究员上去的，而且还不是天花板。在基金会没什么级别，挣钱也不多。要没有一点基本的道德标准，想占便宜，做这事长不了。

马广志：人才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公益更好发展的瓶颈之一。基金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索？

卢迈：基金会也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在反思，鼓励大家接受培训，工资待遇水平也尽量跟市场接轨。比如人员薪酬标准参考清华、北大他们公共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薪酬标准。

人员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但2005年麦肯锡公司给我们做过两次战略咨询，与商业公司比，我们的员工流失率还是不高的。

马广志：与您这一代人相比，现在年轻人尤其是90后，从小生活优渥，在国家情怀和社会担当上可能要差一些。

卢迈：但他们所受教育都很好，可能会更理性地看待社会公平和社会责任问题。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处，我们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来学习和思考的，而他们从国外回来创办非营利组织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学习和实践中找出自己的人生定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做公益需要的是心地善良，愿意积极做事，这是绝大多数公益人的品性。跟他们打交道，我们感觉很舒服。

马广志：这种舒服其实是感受到了这批人的“公信力”，一个机构也是如此。

卢迈：我们基金会很重视的一条就是名声，或者是品牌。基金会靠的就是良好的声誉，人家信任你，才会给你捐款，这是最根本的，不能有任何事情让她受到玷污。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重创红会，它到现在也没有缓过来。当然，这也有历史的原因。公益组织如果管理不当的话，在国内国外，都可能会出问题，美国红十字会也曾因工作成本太高而受质疑和批评。公益组织是受公众委托从事慈善工作，应该接受监督，更应该自律，而不该让人们失望。

但也要看到，“郭美美事件”影响的顶多是受怀疑的公益组织不会有人捐赠，要他先自己把房子打扫干净。中国公众关心公益，帮助弱者的意愿不是因个别组织才产生，也不会被个别组织的不当行为所改变。

马广志：当时，“郭美美事件”是否也给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敲响了警钟？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是很谨慎的，没说在哪儿设分支机构，也从来不做这种事。事件发生后，公众觉得公益组织靠不住，不能捐款。但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2012年央视搞了个“春暖2012”公益活动，主动邀请我们展示项目，筹了1.4亿元善款。

基金会成立时，理事长就跟我们讲，基金会要按社会组织那样去做，不脚踩两只船，凡脚踏两只船的，早晚都会出事。一边要着事业单位的好处，一边又市场化筹资，是弄不好的。对于捐款方我们也比较警惕。如果有特殊的附带要求，我们宁可不要。这样子拒绝的钱也不少。

“做好基金会需要六方合作”

马广志：资中筠先生说过，公益对渐进改良有积极作用。您如何看待和评价公益对于中国改革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卢迈：这种改良作用是存在的。中国在实行了40年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后，一方面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赢者通吃、社会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的结果。因此，现在提倡公益、发展公益事业在中国很有必要。

公益组织可以在消除和缓解上述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它可以一方面直接去帮助社会的底层；另外一方面，通过政策方面的探索，帮助政府来制定更好的政策，来满足最底层的这些人发展的需要。

马广志：2008年被称为是中国公益元年，回头来看，您怎么评价汶川大地震对中国公益的影响？

卢迈：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家都关心灾难、灾民，进而关注公益，成为一个全社会的运动，尤其是很多草根组织的崛起，成为中国公益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其实，2008年成为公益元年也是一个必然事件，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后，财富迅速集聚起来，另一方面大家看到公益组织可以在社会建设上出力。

马广志：作为一位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您能不能总结一下：中国公益这10年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卢迈：我觉得我评价不了。但总的一个感觉是同行越来越多，很多公益论坛和公益媒体办得很好，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受益的过程。

马广志：同行越来越多，基金会如何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卢迈：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劣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优势确实是我们和中心有这样的一种初始的关系，但是也仅限于此，我们的经费还是要从各个方面去筹集。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其实不光是和政府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就我们基金会来讲，有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第一个是政府部门；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第三个是学界，我们只有和学界联系起来才能做研究；第四个企业界，企业界的捐赠对我们非常重要；第五个是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第六个，就是媒体。有媒体的关注才能够更好的影响政府政策执行。

可以说，单独一个组织做一点事情可能是可以的，但是要是能够更有效率，做得更好，那么就需要与政府、国际组织、媒体等六方有很好的合作。

马广志：《慈善法》的出台，也是中国公益这十年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您如何看它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

卢迈：《慈善法》公布以后，给了慈善组织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个人会更多地愿意资助。

从我们基金会来讲有一点好处，凡发展早的都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虽然国家在限制做论坛类活动，但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做得较早，且一直在持续做。我们在保持做好自己项目的同时，和其他的公益组织也保持密切合作。比如在路上，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块做山村幼儿园;和千千树合作，用了他们的教材；和友成扶贫基金会合作，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研究。我们觉得很多草根组织很有活力，可以合作。所以有些学术机构、学术组织，我们也一直有合作，资助课题、资助研究。

马广志：中国公益这10年的发展也有很多地方不尽人意。您认为什么是基金会在下一个10年需要加强的？

卢迈：公益组织在中国发展进步非常大，但这种发展还不足。现在社会不公平现状严峻，环境问题也日趋严峻，需要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三方共同携手去做。但在我国所有的责任都是政府的，虽然公益组织在努力，企业也在支持，但这三个环节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公益和政府之间的良性的互动，应该是将来的方向。政府欢迎公益组织创意创新，欢迎公益组织的监督监管。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态度，我们需要保持这样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马广志：一个基金会发展的好或不好，与秘书长是分不开的。在您退下去后，有无担心基金会的接班人和未来的发展问题？

卢迈：我不担心，人才总是有的，年轻一代会比我们强。现在基金会有三位副秘书长，我们配合得很好，他们年轻，外语也好，能力更强。

马广志：对于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期待？

卢迈：我们把公益和政策研究相结合，解决了一部分孩子的问题，同时也为国家提供了政策的证据基础。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做出这些基于实践的研究，希望继续深化，包括数据的分析、质量的提升，并在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进一步的试验，另外利用和建设好我们的大数据追踪分析，10年20年的追踪下去，就可以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的案例，中国的经验。此生能推动社会有一点点进步，足矣。

另外，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会进一步发展，除了春季（论坛），我们在准备做秋季论坛。现在每月举办的“博智宏观论坛”，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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